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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报】不平等的真实颜色:解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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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哈末卡立(Muhammad Abdul Khalid)于两年前撰写的《不平等的颜色:马来西亚族群、阶级、收入与财富》(The Colour of Inequality: Ethnicity, Class, Income and Wealth in Malaysia),掀起学界与公共热烈议论。

笔者在《公平机会法令,公平吗?》一文中,强调该书大量引述平时难以获取的官方数据来论证我国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是部只有“局内人”才能完成的报告。来自政联企业智库——国库控股研究机构(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的卡立,洋洋大洒地列出许多官方数据,佐证早期以种族扶贫是个正确的做法,而这与巫统过去的论述不谋而合。当然,过去乃昨日黄花,该论述在今天是否依然合时宜呢?人民公正党提出的以需求,而非以肤色扶贫,放在今天的社会经济脉络,是否更具正当性?让我们稍作探讨。

根据卡立的阐述,独立之前,由于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加上大部分马来人拒绝参与锡矿业与橡胶业,导致南来的华裔与印裔较早获得经济机会,并在大城市立足。当我国于1957年独立时,华裔成为参与我国工商业的唯一族群。卡立引述以下数据证明马来人的劣势:
• 1957年,在贫穷的家庭当中,有75%是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分别仅占17%与8%;
• 马来人当中,65%处于贫穷线下,而华人仅26%,印度人39%;
• 注册的8万9000个企业当中,只有9%是马来人企业。1958年,在3万3000纳税人中,只有3000名马来人。他们仅缴付4%的税赋。

虽然已经独立,但这项不平等依然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70年,马来人在制造业的企业仅占少于4%,而非马来人则占79.6%。马来人也仅占有少于1%的橡胶园,而非马来人则拥有48%。

与此同时,不平等也体现在教育领域。1968年,毕业于当时唯一一所大学——马来亚大学的工程系学生,有408名华裔,而马来人只有4名;毕业于科班的大专生当中,有1488名华人,马来人只有69名。

卡立认为,这项由英殖民政府遗留的长期、制度性之不平等,成为1969年种族冲突的主因。513事件过后,国家行动理事会随后成立,并导致重要政策的诞生——“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有两项重要的目的:(一)不分族群消除贫穷,以及(二)重组社会,以消除根据种族辨别职业的问题。在重组社会方面,新经济政策将有意栽培土著工商社群(BCIC),并设定目标在1990年之际,土著的股权将会从1970年的2.4%增长至30%、非土著从34.3%增加至40%,而外国则由63.3%降低至30%。

股权目标的设定,在落实之时便遭到包括马来学者的反对。著名学者赛胡先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便批判道:“把不是自创的财富转移到他们(马来资本家)手上,是人类史上,包括最狂热的资本家从未见过的荒谬事情。为什么一小撮贪婪且没有企业精神的马来人获得这些益处,而不是该企业的工人或政府(权益)?对马来社群而言,最好是政府获得利润,而非这些马来人。因为他们不会把盈利用在公共福利,反之将把啤酒灌满他们肚子、为孩子购买汽车、光顾高尔夫球场或夜店而变得肥肠满脑,但受苦的是整个社群。”

对于这些抗议,政府以成立国民投资公司(PNB),好让政府而非少数马来人拥有股权来回应。然而,新经济政策的30%目标也逐渐“制度化”地扩散其它领域,包括私人企业的雇用、新股上市、转移股权、政府招标、大专学额、奖学金、买卖房屋等等,是该政策早期亦始料未及之事。

在新经济政策的强力冲击之下,我国政经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至1990年,我国的贫穷率从1970年的49.3%减少至15%,土著股权从2.4%增加至20%。“然而,在2012年,依然有45%的土著属于40%低收入群体,而印裔为37%,华裔则是26%。

对于新经济政策的效应,卡立持肯定的态度:
• 贫穷率从1970年的49.3%下降至1990年的16%,而且涵盖各个族群;
• 收入提升,但土著依然占据最低的位阶:在收入少于1000令吉的群体当中,土著占79%、华裔与印裔分别占13.4%与7.6%;
• 为马来人,尤其是低下阶层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 马来人专业人士的比例从5%(1970年)提升至29%(1990)与40.8%(2008);
• 马来人股权从2.4%(1970)提升至20%(1990);

就新经济政策的各项抨击,卡立努力为之辩护:
• 该政策不止惠及有关系的马来人,而是大部分马来人;
• 该政策不止惠及马来人,而是全民;
•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该政策没让外资却步,或导致人才外流

卡立也批判“新经济模式”(176页),认为以需求也非族群为主的扶弱模式或许能够让民众脱贫,但若解决“消除以种族区别职业”的挑战,那以需求扶贫的模式是“有问题且不可行的”。譬如,若政府要提高土著在某个行业的参与,那必须设定族群优先政策,因为企业皆以能力,而非需求来征聘。再者,若采用根据需求的途径来征聘,那该过程将会是昂贵且复杂的。

再者,卡立巧妙地提出该政策“前后不一致”,即同时表示需采用“根据需求”的途径,但同时又为妇女设定固打。其旋外之音乃,如果妇女也能够设定固打,为何族群不能呢?卡立批评新经济模式只采用垂直(Vertical)不平等,而忽略了横向(Horizontal)不平等,因此将会失败。

整体而言,这是个为新经济政策之成功背书之作,而确实有其数据与资料为佐证。在其结尾,卡立除了表示新经济政策精神有继续的必要,也提出数项政策建议,如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教育基金、买房基金、建造可负担房屋、公平机会法令、鼓励工会等等。参考过在野联盟选举宣言的朋友,应该对以上建议毫不陌生。

然而,卡立有个矛盾的地方也在于,其引述的一些关于近代状况的数据,也显示出族群之间的不均等越来越不重要。2014年,基尼指数是0.418,而93.71%源自于族群内的不平等,只有6.29%源自于族群间的不平等。(页96)而且,这项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因素,逐年减少其比重:

年份 族群内部不平等比重
1995 10.06%
1997 10%
1999 9.69%
2002 9.32%
2004 6.29%
2009 3.1%

泰尔指数是用以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这一指数经常被使用。卡立也把我国的金融资产的数据以泰尔指数(Theil Index)展示,并发现90%的不平等源自于组群内部,族群之间带来的不平等仅为7.5%,而城乡的不平等则是4.3%。(页125)

我也发现,卡立引述的一些,尤其是关于华人“绕过”新经济政策的策略,似乎也有问题。卡立认为华人能够通过华团、商会等获得资本与贷款,因此在资本上有绝大优势。这项假设是大有问题的。只要问问街上的普通华裔,就可以知道融资创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绝非向华人“甲必丹”伸手或商会领袖点头就能到手。卡立乃马来精英,会否在非马来人的研究上,也犯上了阶级与族群上的偏见,而产生盲点呢?

当然,纵观本书,卡立一直避而不谈的是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隐藏成本:制度性贪污、官商勾结、制衡机制被侵蚀、官僚体系高度种族化、党国无法分家、未能培养公民意识、种族意识掩盖阶级矛盾等等。国家体制的腐败不易量化,党国的贪污更加难以追踪,但以今天巫统/国阵纵容种族极端,以及一马企业后种种制度性崩坏看来,新经济政策遭滥用的遗毒可是不少!

由此可见,卡立一方面肯定以族群扶贫的成就(新经济政策),同时抨击“新经济模式”,但在其政策建议中,又提出劫富济贫,以阶级扶弱的建议,可见其一方面努力捍卫新经济政策的遗产,但未能为新经济政策的延续找到足够理据的尴尬。

人民公正党由安华早在2007年提出新经济议程,明确表示新经济政策在早期固然有其正当性,但今天在制度性腐败的情况下,被滥用的情况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因此迫切需要改革!改革必须有个着力点,而其精髓便是以需求,而非肤色来落实政策。

与此同时,公正党明确强调以人民,而非上层精英为主体来落实政策。我国有超过70%华人是受薪阶级,马来人(71%)与印度人(84.5%)也一样(102页)。新经济议程必须代表70%的打工一族权益、辅以工业政策重点发展策略性经济,再通过税赋调控扶助弱势群体,让人人皆有平等的机会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没有解构新经济政策,便不会有较根本的改革。卡立对于不平等的撰著,固然补足学术上的许多不足,而且许多政策建议也带着阶级色彩,但过份片面的,而且带着浓厚的“体制捍卫者”身份褒扬新经济政策,将让本书陷入精英本位的盲点,更看不到不平等的真正颜色。这是本书殊为可惜之处。

【公正报】新经济模式已死?论纳吉政经政策大转弯


让我们把时光倒带六年。2010年3月10日,首相纳吉公布“新经济模式”,以取代新经济政策,务求让国民平均收入倍增,进而在2020年之时晋身先进国的行列。

国家文件乃执政政权自设的施政目标,因此宜适时检视监督,以确保政府言而有信,言行如一。否则的话,再多的政策、政纲或宣言,最多只能算是政治修辞(Political Rhetoric),更糟糕则沦为愚弄并混淆人民的政治宣传(Propaganda)。六年悠悠过去,由国家经济顾问团(National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拟定的新经济模式,至今是否有遵循其政策?巫统与国阵有否对症下药?该政策达到了什么目标?忽略了哪个方面?让我们一一检视。

“新经济模式”开宗明义地表示,马来西亚需要一个大幅度的重整(Major Overhaul),而不能够继续“修修补补”的工作。在经历数十年的成长之后,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4页),过去让我国成长的方式业已不能再带领我们前进。因此,政府必须“正视事实并做出艰难的决定。”新经济模式分析的课题如下:
1. 生产力:若我国无法随着其它国家提振生产力与生产成本,出口将会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就业与收入。我国出口大多在电子产业与油棕石油等原产品。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有大量的入口组件,导致其出口增值量偏低。
2. 私人投资:私人投资自1998年金融风暴后没有恢复。在某些商业领域,政府与政联企业的过度参与已阻碍私人的投资。另外,在马来西亚经商依然困难重重,致使我国不再是投资好地点。
3. 高技术/高薪资工作:许多工作机会依然属于低技术层级。我国创造不够多的高技术/高薪资工作,并导致高技术工作的比例在各个领域中持续降低。许多雇主不高薪聘请员工,反而依赖低技术外劳与价格廉宜的资源,以生产低增值物品或服务来获利。
4. 生产力提升太慢:97金融风暴前,我国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区域最快的。这显示我国缺乏创意,而这亦印证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与教育产出(Education to Output)的增长停滞上。
5. 人才:我国不仅未能开发人才,甚至现有的人才也离开。在2007年,高达80%的劳动力仅有大马教育文凭资格。另外,缺乏技能、没创意、英语能力差等,连续多年成为雇主不聘用员工的原因。
6. 贫富差距变大:我国面对的不平等问题更严峻。2008年,只有顶层20%的家庭收入强势增长,底层40%的平均收入增长最少,大部分仅获得少过1500令吉的收入。

“新经济模式”预设若我国经济在2011至2020年之间能够每年平均增长6.5%,那么在202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万7700美元。当然,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皆未能达到这项目标。那意味着在2016-2020年,我国只有在发生经济奇迹的情况下,才能够在2020年愿成为先进国。若包括最近马币大幅贬值的惨景,先进国是否只是个海市蜃楼?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年份 经济增长(%)
2011 5.3
2012 5.5
2013 4.7
2014 6
2015 5

无论如何,“新经济模式”报告建议的八项策略性改革倡议(Strategic Reform Initatives, SRI)依然铿锵有力,也是改革马来西亚的重点:
1. 重新为私人界注入活力
2. 开发有素质的劳动力与降低对外劳的依赖
3. 创造竞争力的本土经济
4. 增强公共领域
5. 透明且对市场友善的扶弱政策
6. 建立知识基础与设施
7. 增强成长的源头
8. 确保可持续的增长

根据以上的改革倡议,报告建议的主要落实层面概述在以下方面:
1. 把援助输送到底层40%的家庭,其中77%是土著,大部分来自沙巴与砂拉越。这底层的40%必须获得适当培训。
2. 透过透明的流程,确保大家获得公平的机会。
3. 以需求和绩效为主来分配资源,以确保能力、收入与生活素质的提升。
4. 良好的体制以方便监督与能够有效落实政策。停止泛滥的寻租模式与恩庇政治。
5. 改革公务员体系,提升或重新培训他们的技能。
6. 环境与发展应该扮演同样重要的考量,以绿色GDP代替现有经济产出的计算方式。

要如何衡量政府落实报告的进度呢?笔者采用一项粗糙的方法,便是把新经济模式报告建议落实的数十项政策一一列出,再根据已知的现况整理出“未实施”与“部分实施”的部分。此等归类固然草率(许多人势必不赞成我国政府有任何改革教育模式的意愿),许多层面亦可争辩(譬如对贪污零容忍的定义),加上许多难以断言的建议也未纳入清单等,但若一览未实施的部分,明确显示政府并没有落实新经济模式,反之姑息甚至纵容既得利益集团。

未实施的政策建议:
1 废除入口准证制度(AP)
2 通过电子政府推介包含州与地方政府的“一站式”执照申请审批服务
3 在私人界有效运作的产业,降低政联企业参与
4 全面铺设宽频
5 确保政联企业不受政府保护,并以商业基准运作
6 为失去工作员工提供劳工安全网
7 设立公平机会委员会(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8 设立转型基金,让企业在改革期间能够获得协助
9 对贪污“零容忍”
10 采纳国际标准,以提高国家财务透明度
11 重新检讨所有政府的科研基金
12 设立如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般的商业化卓越研发中心
13 执行政府于2007年宣布的国家创意模式(National Innovation Model)

部分实施的政策建议:
1 在所有层级政府落实透明有效率的采购
2 在创意与科技方面支援中小型企业
3 提高教育机构的自主性与问责
4 提高英语水平
5 让州与地方政府在地方执行任务
6 改造马来西亚生产力机构
7 确保政府采购支持本土创意方案
8 改革教育模式:从死记硬背到创意/批判思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许多政策一旦落实,势必开罪寻租者(废除入口准证、一站式申请执照、反贪等)、大企业(降低政联企业参与某些产业、提供劳工安全网等)与反动的公务员群体。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着眼于现成安逸与唾手可得的利益,势必构成改革的巨大阻力。

新经济模式报告亦清晰地指出,有三个原因导致改革失败:利益攸关者因没有在政策形成初期参与而显得兴致缺缺、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以及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或行政单位的固有弱点,而导致改革未能专注并长期落实(第110页)。

由此可见,欲让该模式成功,最重要因素是政治意愿与领导能力,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并带领人民准备应对改变。巫统与纳吉政权有这项远见吗?

答案呼之欲出:没有。纳吉在报告出炉初期,的确极力展现开明、改革与果敢的形象。然而,许多转型工程,无论是政府转型计划、经济转型计划或大马计划,并不是大刀阔斧地实际落实改革,反之避开关键部分,而仅在既有狭隘的空间内大做文章。乍看之下,短期内或有改革的外表,但只要长期检视之,其改革内涵是空洞、浮夸且口号式的。

首先,在宣布新经济模式不久,纳吉便于2011年2月初成立土著议程领导单位(TERAJU)、2011年7月设立高绩效土著企业(TERAS)、2011年8月设立20亿令吉的便利基金(Dana Mudahcara)、2012年11月则在各个走廊计划设立土著议程领导单位办公室,专注扶持土著精英与资本家,与扶持下层40%的精神渐行渐远。

纳吉政权在2013第十三届大选失利后,更直接把新经济模式束之高阁。巫统/国阵首先在该年9月14日推介土著经济理事会(MEB),并扬言将保证土著的股权与资产的拥有权 。随后则成立更渗密的组织加强掌控土著议程:
2013年11月 在所有24个部门成立土著经济增强单位(UPEB)
2014年1月 以1亿令吉成立土著创业机制(Superb)
2014年7月 设定政联企业必须扶持土著企业的绩效指标
2014年11月 推介土著成绩单
2015年4月 重新推介国家企业家机构(INSKEN)

以上所述,印证了纳吉政权政策的大转弯:从看似欲落实新经济模式的伪改革者、向既得利益者妥协分赃的机会主义者,到以种族名目合理化其强化党国资本主义以扶持朋党与土著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说新经济模式,就连当初新经济政策的精神,也差得远了。这种没有理念只有掠夺、没有意愿只有愿意、没有道德高度只有贪腐深度之辈,正是新经济模式猛烈抨击的对象!


行文至此,不禁叹息:当初纳吉亲自揭盅,由多名国际知名经济学者撰写的新经济模式,如今是否由他亲自杀死了?我尝试登录国家经济顾问团网页(www.neac.gov.my)一探究竟,却发现该网页与新经济模式一样早已湮灭。新经济模式已死,国家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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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不正义:当青年与贫穷划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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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了《工作贫穷:青年世代的困境》一文,剖析青年时代的困境,尤其是劳工低薪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而薪资停滞的问题背后,还有更严峻的青年失业,以及工作形态改变的挑战等。

今年回顾,情况竟然每况愈下,国家财政已在悬崖边沿,而青年失业,甚至“有工作,却贫穷”的问题日趋严重。青年状况是国家未来的投影:能够为奋进青年提供具前景工作/创业机会的社会,是个有为的社会;青年失业、无房、难婚、负债、遭生活成本挤压的社会,意味着没有未来,前景黯淡的国家!

先谈大局。这几年的国家债务又创纪录。根据财政部给予英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法兹的答复,截至2015年12月31日,国家总债务为6305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54.5%,仅与我国设定的55%上限擦肩而过。

柴米油盐的青年经济

回到青年的生涯前景。无论辍学、中学文凭或学士生,一名青年刚毕业,面临的柴米油盐问题肯定包括:找工作、过生活、还学贷、买车子与买房子。

先谈找工作。青年失业的数据是惊人的。根据《第十一马来西亚计划报告》,2013年,共有超过一半,或57.5%的失业人士来自于15至24岁青年。今年经济不景,官方的青年失业率亦高达10%,非正式统计肯定更高。

另外,高达24%的国立大专生在毕业6个月后依然失业,而私立大学的比率则更高达27% 。今年而月,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预测,失业的大专生高达20万名。 同年六月,前马大校长高杰斯蒙表示,若不正式问题,失业的大专生将在为年数年增长至60万人。 这表示,就算拥有一纸大专学士文凭,也已经不能保障获得工作。

高失业率意味着我们或将失去一个世代。失业的青年将失去学习与成长的黄金时期,在经济发展上不止是一个灾难,也深刻影响社会流动与社区关系,甚至形成“长期失业”的情况。

就算侥幸找到工作,若没有一纸文凭,投入的劳动市场也面对薪资偏低问题。2014年,马来西亚的中位数月收入仅为1575令吉,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劳动人口月收入低于该水平,而且相信长期停滞不前。根据2011年发布的世界银行报告,我国的实质薪资在过去10年仅每年平均增长2.6%。

让情况更糟糕的,是许多青年仅获得部分工时的工作,不仅上班时间不确定,每月工作时间亦不超过全职的40小时。这导致薪资低于标准,部分工时工作者面临没有劳保、遣散通知、甚至没有员工契约的问题,而且更加没有职业培训与前景,因此很容易沦为“工作贫穷”族。

就算拥有全职工作的青年,现在也面对新形态工作的挑战:弹性工时(即需全天候工作)、人力派遣(因而缺少诸多福利)、无薪加班(工作时间延长)等,也导致就业安全堪忧,而工作品质亦受侵蚀。

好了,找到工作,开始过生活。通膨、消费税与马币贬值,已经导致物价飞涨。2010至2014年9月,虽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10%。再者,许多物品并没有纳入指数,如:房子(上涨54%)、姜(上涨57%)、芥兰(上涨20%)、生菜(10%)等。如果你是获得马来西亚中位数月收入(1575令吉)者,日子也肯定不好过。

学贷房贷车贷婚贷:负债的世代

生活也是开始还债的时候。许多大专毕业生皆为大专贷学金(PTPTN)借贷者。截至2015年,共有188万名借贷者,而超过66万名借贷者并没有偿还贷学金。 大专贷学金每年征收3%的行政费用,大专生偿还的数额在100至500令吉,偿还期10至20年,表示大专生一毕业便已负债。

另外,根据国家银行报告,至2015年杪,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已经达89.1%。其中,共有49%的债务来自于房屋贷款。

是的,房贷是这个世代的悲哀。房屋价格继续飙升,已经达离谱地步。根据《人民智库》报告,2012年马来西亚的平均房屋价格为家庭中位数收入的5.79倍,在国际标准属于“严重不可负担”(Severely Unaffordable)的组别。 与此同时,以马来西亚人的收入(中位数家庭收入为每月4585令吉)来计算,房价须保持在16万5060令吉,才属于可负担的范围。然而在2014年,仅有21%的新房子价格在25万令吉以下!

这意味着,房屋的供应与需求处于严重“不匹配”(Mismatch)的情况,就连国阵政府推介的一马房屋(PR1MA),讽刺的,价格也在23万至32万令吉的“不可负担”范围之间。 单身青年的收入比起家庭收入肯定更低,若要在大城市买房却无父母支援,谈何容易?因此无壳蜗牛越来越多,并非事出无因。

在大城市工作,公共交通效率差劲,于是社会鼓励青年买车。马来西亚的车价乃全球第二高。《星报》专栏指出,在澳洲购买一间房子的中位数价格为66万澳币,但本田思域(Honda Civic)的价格为3万澳币,因此个购买22辆车;相反地在马来西亚,一间房子的价格仅能够购买两辆本田思域(见下图)。 这也表示,以这项购买力计算,马来西亚的车价是澳洲的10倍。

青年买车,就算是第二国产车MyVi,每月也需负担600至800令吉的供款。这还比包括车的贬值、维修、汽油、保险、路税,而且一旦无法如期还款,车主还会被列入黑名单!

结婚借贷?是的,虽然没有官方统计,但越来越多的青年贷款来结婚。无论来自哪个族群,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华人的婚礼不说,相爱的马来伴侣要结婚,包括聘金(Hantaran)与婚礼(Kenduri),动辄已经要3万令吉。 这使到许多青年铤而走险向“阿窿”借贷,有的在结婚后由于欠债过高而以离婚收场,真个是白忙一场!

学贷房贷车贷婚贷?是的,这是让时下青年世代忙得喘不过气来的 “四贷”。亚洲金融机构为Y世代青年(20至33岁)做了一份调查,结果让人吃惊:

调查项目 百分比
至少一项负债 74%
个人贷款(Personal Loan) 38%
信用卡贷款 47%
花费超过可负担范围 40%

社会要求青年努力读书,许诺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产业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财团化与产业外移已经导致薪资停滞与失业问题。工会式微、产业政策错误加上政府的无能,更加侵蚀员工的基本权益与福利。

欲在高度变动的新世界求存,实在考验掌舵政府的政策调整、宏观调控、产业规划、收入分配、廉洁效能等能力。但如果政府不去顾及,甚至无能处理这些考验的话,不止在国际上的竞争将属于劣势,其内部的贫富与世代不平等势必扩大,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今天有超过53%的国民没有金融资产,而每三名大马人当中,就有一名甚至没有户口的原因!储蓄?运动?政治改革?在经济与社会压力挤压之下,别说行动,青年甚至没有余力思考这些问题。

我国有半数青年人口的月薪在1100令吉以下,这已经不仅是生活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要认清的是,工作贫穷并非单纯的个人努力问题,其中涉及家庭与社会的集体因素,同时也包括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把工作崩坏当成个人的责任,是新自由主义劳动政策根本的价值观问题,也将成为政府推卸照顾弱势者责任的藉口。因此,青年贫穷肯定是个世代不正义课题,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的整体挑战。

今天,当政府医院挤满病人,却无法获得优质的服务;公立学校越盖越多,大学排名却一蹶不振;另一边厢,却有司机开着大房车载富人的孩子去五星级私立医院复诊;富裕家庭争相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甚至外国寄宿学校时,我们要留给青年的启示难道是:国家理当如此,有钱才是硬道理?

如何解决这项严峻的挑战,有赖社会集体的思考与行动。但是掌权的单位,除了民粹式的派钱与口水上的关心之外,可否拿出一个具体的对策与蓝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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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坚持——从美国伯尼效应探讨左翼政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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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坚持——从美国伯尼效应探讨左翼政治的可能

马来西亚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逐渐合流,极右势力抬头。最新,在江沙与大港双补选,希望联盟与伊党双双败北,求变的民心变得散涣。持续推动与关心进步、民主与人权的力量,该何去何从?

恰在此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正举行总统选举。有名异军突起的人物,来自美国寒冷的东北部小州——佛蒙特(Vermont)。这名唯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美国仅有的独立议员,在美国总统初选上却几乎击败民主党强人希拉里。一步步从赢取伯灵顿(Burlington)市长、佛蒙特州众议员与参议员的伯尼。桑德尔(Bernie Sanders),是如何缔造如此辉煌的成绩?而他所打造的“政治革命”运动席卷全美,对马来西亚有何参考价值?
Bernie
伯尼生长在纽约布魯克林区(Brooklyn)一个家境中下的家庭。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他“自小便明白一个家庭因缺乏金钱所带来的持续紧张与不开心”。芝加哥大学求学时,伯尼参与反战、平权运动、反核扩散、工会等运动。1971年,毕业后的伯尼搬到柏林顿居住,并于1972年首次代表美国小党——自由联合党(Liberty Union)参与参议员选举。当时,在美国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占据美国政治多年的情况之下,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的他仅获得2%选票。1974年,伯尼再次参选,而他这次获得4%选票。1976年伯尼参选州长,而这次获得6%。

1981年,鉴于伯尼之前在佛蒙特最大城市——伯灵顿的得票率相当不错,在工人为主的某些投票箱,伯尼甚至获得超过16%的选票。因此,伯尼在友人的支持之下,决定参选伯灵顿市长。

伯尼与团队的策略是打造一个广泛的基层联盟,并且由低收入与工人投票箱开始。伯尼欲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而其宣言涵盖地方设施维修、高级住宅与普通住宅的悬殊待遇、反对在美景区建立高级公寓、反对累退产业税等。结果,伯尼成功打造一个由低收入者、工人阶级家庭、环保团体、租屋者、工运人士、学生、教授,甚至警察组成的联盟。伯尼在《白宫局外人》一书中说道:“大部分人与邻居分享一样的事情:他们努力工作谋生、关心孩子、要喝清洁的水与人身安全。”“提醒每个人政府是为他们工作与发声,而这是联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的优势,也是美国未来的希望。”

结果,伯尼以微差胜出,成为全美国唯一不是由两党选出来的伯灵顿市长。1983年,伯尼更加以52%的漂亮得票,击败民主党(31%)与共和党(17%)的候选人。同时,投票率也节节上升:从1979年的7000、1981年的9300人,到1983年的1万3320人。当伯灵顿人民看到政府是在为他们工作时,他们亦踊跃地出来投票。与此同时,州级与全国的投票率也大幅增长。

而且,其打造的进步集团(Progressives)亦长期在柏林顿执政。伯尼在伯灵顿市执政时期,以“社运型市政府”(Activist city government)的方式运作:公开招标削减市政府保险、停止增税、转换税制为累进税、成立女性委员会、青年办公室、托儿所、举办文艺活动、植树计划、河畔美化等等。

伯尼笑称:“激进政策不代表就是花大钱。虽然我相信政府应该在市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肯定需要证明能够以有效率与节省的方式来施政。”

伯灵顿也成为在全美国第一个拨款予社区土地信托(Community Land Trust)的市政府。在发展商的反对下,伯灵顿土地信托让工人也能够以低于市价拥有房屋。该房屋不可以市场价格转售,因而回筹较低,但该单位长期皆在可负担范围内。

伯灵顿甚至有外交政策!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不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政府(Sandinista),并且向该政权宣战。伯尼代表伯灵顿市大肆反对。虽然这是国际战争,但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也因此减少联邦政府给予市政府的拨款。因此,对于进步人士而言,国际事务也是市政府事务,也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情。

伯尼在《白宫局外人》一书中(第85页)说得铿锵有力:“进步人士相信我们居住在同一世界。任何市外的行动都会影响市政,那我们当然也能够影响全国,甚至国际政治。相信草根民主的人,无法就地方、州属、全国甚至国际课题做区分。中央教育拨款的减少将影响我们的学校,环境品质影响我们的水源与健康,战争将征召我们的青年。如果要重振这个国家的民主活力,地方政府必须扮演更茁壮与积极的力量。”

结果,伯尼与进步团队从伯灵顿出发,以“政治革命”为口号,以身体力行为号召,以一以贯之的理念施政,使伯尼在过去几十年美国讲究品牌、策略与包装的从政路途上显得独树一帜:

职位 任期
伯灵顿市长 1981-1989
美国众议员 1991-2007
美国参议员 2007至今

必须认清的是,美国是个高度崇尚个人自由,但是文化上相对北欧却又保守的社会。美国主流社会相信“美国梦”:个人凭借努力即可成功。“社会主义”自二战后与苏联冷战时期,更成为避之唯恐不及的词汇。加上80年代伊始,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抬头,因此倾向削减福利、减税、小政府、压制工会力量与亲财团。因此,左翼不但无法在美国深耕,更加无法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马来西亚岂不也患上“恐左症”?自英殖民时代开始,左翼运动被查禁、领袖被收监或流放。讽刺的是,马来亚甚至是在紧急法令生效的情况下,殖民者“给予”联盟独立国家的地位。独立后,过千名人民党与劳工党领袖多次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前人民党主席与前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里,虽然是温和儒雅的马大教授,进出甘文丁的次数却多不胜数!

直至今日,就连一点也不左的民主行动党也被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过去数十年,巫统/国阵通过特务渗透、媒体抹黑、暴力打压与篡改历史,把社会主义上升为恐怖主义,把所有华人等同于共产党、把陈平抹黑为恐怖主义分子,成功把进步力量压制,让阶级政治蒙受重创。这也是为什么独立60多年,地方选举被连根拔起,草根民主无法建立,而巫统种族右翼能够大行其道且行之有年的原因。

伯尼等人以行动证明了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不但能够在举步维艰的美国存活,甚至能够击败两大党,更能够长期在保守、偏远的州属——佛蒙特州大放异彩。抛开社会结构与脉络的不同,马来西亚的反对政治运动,能够从伯尼效应学习到什么?

其一,相信基层民主,落实开放政府。担任伯灵顿市长时,伯尼坚信:只要把市政厅的大门打开,并准备为普通人的权益斗争,他们将会加入这项斗争(第85页)。从市长到总统选举,伯尼的选举资金都来自小额募款,平均为35美元,他从不接受来自大财团的捐献。

伯尼也擅长于促成开放决策与开放政府。在推动提高最低薪资法案时,伯尼促成投票,而最终许多共和党议员竟然蝉过别枝,支持提高最低薪资。伯尼表示:“反动力量最擅长在门后协商。当他们必须在公众监督下辩论时,他们往往会放弃抵抗而投降。”(127页)

其二,以浅显易懂地方式让群众接受改革思想。社会正义不是“奇怪”或“激进”的主张。大部分的美国人如工人、中产、贫穷者、老人与小孩,都应该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与照护。贫富差距太大、优质工作机会减少、民主的死亡、媒体垄断、保健与教育、罪案、反对歧视等,都是社会正义的落实部分。草根民主即是:在您的社区大声说:“我们相信经济正义。我们拒绝让亿万富豪与腐败政客代表我们。我们要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将明确表达立场,组织起来,并且通过政治程来复兴民主。”

其三,打造政治联盟。无论在任何时期,伯尼都擅长于打造政治联盟。在成立妇女委员会期间,该委员会由“激进的同性恋女权主义到保守的事业女性”都有;市政府时期,伯尼的联盟也涵盖工会、环保团体、低收入群体、女权团体、学生、教授等等。在担任众议员时期,伯尼也成功打造“左右联盟”,联合共和党保守议员,否决掉军工产业的补贴。

其四,非常努力,并无畏坚持。伯尼团队的成功源自于过人的努力。虽然政治对手诸多理由,但没有人会指责他们是板凳理论家。某家媒体的读者来函写道:“我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伯尼有把路上的坑洞铺好。”

伯尼的理念是明确且一以贯之的。他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移民歧视、同性恋歧视与仇视穷人。对于南方白人,与其说些让白人中听的语言,他从阶级角度侃侃而谈:“南方工人是美国最受压迫的白人工人。他们的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糟糕、屋子破烂、孩子进入落后的学校。但是他们获得什么?有的!“黑鬼”(Nigger)!他们被告知要看不起并讨厌黑鬼,虽然黑人并无法投票、与他们喝同样的水、用同样的厕所。”

“政治、社会与经济体制强化这项歧视与分离,并延续两者的对抗。白人工人被鼓励看不起黑人邻居,不然会失去他们仅有的东西。南方的富人,无论是银行家、工厂老板、农场主人,在背后嘿嘿地笑。”(157页)

曾经有无数次,伯尼在敲了低收入群体的家门后,得到的是不屑的答案:“我为什么要投票?有什么分别?没有人会管我们这些人。”而伯尼超过30年的无畏坚持,终于在伯灵顿、佛蒙特甚至美国掀起政治革命。弱势群体、工人、中产家庭等等组织起来,对抗钱权勾结与精英政治。

在马来西亚,低收入与弱势群体往往被种族宗教所分化而无法团结抗争,加上龌龊政治的贿选与恐吓,因而往往成为当权者的票仓。我们要么很简化地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无知,要么问问自己,我们准备好这份无畏的坚持,开始为弱势群体发声,打造这个人民的政治联盟?

砂洲战役:突破政治双重边缘化

砂拉越有犀鸟之乡的美誉。由于反对水坝与砂州选举备战工作的关系,我有缘多次来往砂州,并以不同的角度与身份观察这片土地。

砂拉越的政治经济状况,背后拥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更盘根错节。

政治方面,砂拉越在与马来亚、沙巴与新加坡(1965年逐出)共组马来西亚之后,州内政治制度效仿西敏寺议会制。虽说是宪政民主,实际上统治方式采取威权民主,只能够说是个有定期选举的半专制政权。

维护并强化专制之手者,有两方面。一个来自巫统/国阵中央政府,一个来自国阵砂州政府。这两方面有时看似充满张力,背后却来自共同政治阵线,并拥有共同的政经利益。再者,在中央国阵长期收编、打压与剔除异己之下,两方也已经驯化为同个利益集团。

譬如,四州(包括新加坡)才刚共组马来西亚三年,中央政府就已经在1966年干预砂拉越政局。当时,首席部长史蒂芬(Stephen Kalong Ningkam)欲展开一项土地改革法令,好让原住民能够获得完整的习俗地地契,结果触动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利益。

当时的州元首向史蒂芬展示42名州议员中21名要求他下台的不信任文件,而首相阿都拉曼也直接施压要求史蒂芬下台。结果史蒂芬拒绝辞职,并把该案带上古晋高庭。高庭于1966年9月7日宣判史蒂芬依然是首长,因为根据砂拉越宪法第21条,只有砂州州议会有权力任免大臣。

复职的史蒂芬要求解散州议会重新选举,但是中央政府竟然于该月直接在砂州颁布紧急法令,并通过该法令修改宪法第150条文,允许砂州最高统治者能够不需经过首长便召开州议会。国阵中央政府如此粗糙地干预砂拉越事务,标志着砂拉越的主权在独立后的短短三年内便告沦陷!

不要忘记!虽然说砂拉越拥有州内土地、森林与矿物、以及出入境的主权,但其权力有限,而收入与拨款能力也因而受制于人。再者,在独立53年后,国阵经过多次的行政与律法修改之下,国阵中央政府的政策越发中央集权,轻易压缩砂拉越在内的各州权限与自治能力。2000年以降,权力不止掌控在中央,甚至是集中在一人,也就是身兼首相与财政部长的巫统主席身上,导致首相署过度膨胀,而其它层级的管治单位虚化的现象。这点,加上行政权独大,立法与司法单位不再独立之下,砂拉越就算有再多议员在国会,也一样施展不出功夫,和在野党议员一起遭受边缘化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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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砂拉越国阵成员党,一来要看联邦巫统的脸色行事,二来在行政财务方面又让中央政府支配,在政治与行政上皆沦为附庸。这种始乱终弃的态度,直到2008年第十二届大选后,由于国阵盟党如马华、国大党与民政党等遭遇惨败,巫统需要东马国会议员的数量才能够获得过半议席执政,因此才无奈释放出政治资源,如部长职位与拨款等予砂沙两州。过去劣迹斑斑的政策已经显示,巫统根本没有意愿把婆罗洲的地方政党当作平等的伙伴,反之希望他们永远俯首称臣!

长期政治的支配已经导致经济政策的倾斜。半岛与婆罗洲的社经发展,至少有20年的差距。国阵有53年的时间证明自己发展砂沙州的诚意,但至今砂沙两州尚无一条贯穿婆罗洲的泊油路!由于陆路交通的不便,砂拉越人民十分依赖水上与航空运输,奈何至今设备依然短缺,服务依然差劲。相反的,半岛的南北大道已经完备,各大机场与港口皆非常便利,槟城也已经建立两座大桥,看在砂拉越人民心里着实不是滋味。

根据《第十一马来西亚报告》,截止2009年,砂拉越郊区的水供覆盖率仅59%,电供覆盖率则为67%。只有到了2014年才大幅提升至81.7%与91%。相较之下,半岛的水电供覆盖率已经分别达到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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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会在6月12日给予古晋国会议员的答复中表示,40%收入最低的砂拉越人均收入仅每月312令吉、40%中间的人均收入则是822令吉,而20%最高收入者则为2600令吉 。每月312令吉,甚至是822令吉的收入,在物价高涨的今天,要如何生活?

许多半岛人对砂拉越有个错觉,认为该地充满木材与石油,以为每个人生活繁华富裕。事实并非如此!砂拉越虽然有着丰富的天然资源如木材等,但仅惠及少数拥有政治背景的财团,石油收入则归国油所有,砂州人民普遍上贫穷依旧。

今天,砂拉越已经成为贫富差距悬殊之极的地方。2012年,《砂拉越报告》报导前首长泰益玛目在全球拥有超过400家公司,而他本人的财富则估计达到150亿美元!

为什么富裕的州属竟然会产生贫困的人民?为什么砂拉越有全州最富裕并有权势的马兰诺(Melanau)原住民,但是本南(Penan)原住民却连身份证也没有?答案在于再分配机制失灵,也就是其政治体制已经倒退为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

1987年,前任首长阿都拉曼(也是其叔叔)与泰益关系变得恶劣而互揭疮疤。泰益指控阿都拉曼把价值225亿令吉的125万公顷伐木合约分配予阿都拉曼以及其亲戚。之后,阿都拉曼公开一连串的资讯,指控泰益把160万公顷的伐木合约给予其朋党。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这也足以看出朋党与恩庇政治,自当时起就已经沉珂不起。

虽然首长已经换人,唯这项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阿德南是泰益的表亲,虽承诺砂拉越主权,但却没有深刻反省其实过去国阵的作为,就是今天砂拉越广大人民遭受政治与经济边缘化的始作俑者。其所宣示的众多事情,也就是国阵过去所种下的因。譬如,今天砂拉越人民热忱于“砂拉越人的砂拉越”,浑然忘了当年就是国阵土保党的党魁阿都拉曼在上任首长数个星期后,就把当时的“砂拉越人的砂拉越”口号改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的“马来亚化政策”,包括把马来语列为官方语言、学校以马来语教学、委任穆斯林土著进入政府重要职位与伊斯兰化政策等。其所给予的拨款与废除过路费等小恩小惠,比起砂拉越人能够获得的权益,实在微不足道。

因此,砂拉越人民要声讨砂拉越主权,实必要了解国阵中央政府如何有计划地边缘化并摧毁砂拉越人民的自主性,以及国阵砂州政府如何通过朋党与恩庇政治侵蚀砂拉越的民主、自由与公正,而不是只把枪口对准半岛/半岛人。

在半岛,也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在发生:安华沦为政治犯、领袖贪污、26亿不明捐款汇入首相私人户口、国阵腐败、彭亨原住民遭边缘化、青年就业问题、环境公害、消费税、经济问题等等,其中许多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砂拉越,以及全国人民的生活与未来。与此同时,半岛也有许多被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希望能够捍卫人民权益与国家尊严。虽然半岛与砂沙两州有地理与文化隔离现象,但我们不能逃离一个真理:那就是砂州,以及马来西亚所有民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与未来。

砂拉越州选的战役将至,唯有更加坚定追求人民的自由、公正与民主,才能够保护砂拉越这片美丽的山河。也唯有醒觉的半岛与砂沙人民,才能够突破砂拉越政治的双重边缘化,真正解放并告别砂拉越的“白拉惹”詹姆士•布洛克朝代!